序言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担保的制度价值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从罗马法原始文献所记载的担保规范起算，人类社会将担保作为制度加以规范的历史已经长达二千余年，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迄今为止，其生命力始终不衰，且由于制度的完善而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物的担保，无论是抵押、质押还是留置等，由于债权人可以通过对担保物的直接处置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故使得债权人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于担保物的可触摸性和可处置性（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但是，在经济生活中，物的担保亦有两个明显的缺憾：第一，对于担保物而言，无论该物是否转移占有，担保关系中总有一方当事人必须承担担保物的保管责任[1].如果提交担保物的一方负有保管责任而没有尽责导致物的灭失，则必须要提交新的担保物。如果是债权人承担担保物的保管责任而没有尽责导致担保物的灭失，则他亦必须承担物的灭失责任。第二，对于债权实现而言，鉴于担保物可能对债权人没有直接可用性，因此必须通过市场流转将其变为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担保物的市场流转比较缓慢，担保物的处置往往成为制约债权人利益及时得到实现的障碍。
相反，人的担保则没有上述问题。尽管人的担保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担保人的资格是否真正具备，但是一旦确认其资格，担保人则必须以自己的信用和财产来承担担保责任，这就是保证[2].因此，如果说盖尤斯在他的《法学阶梯》中明确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保证的理论和制度架构的话，则近现代担保法的保证理论与架构在此基础上更加走向完善，其制度功能始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运作着，其作用是其他担保方式所不可替代的。
不过，在传统意义的担保理论中，无论是物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从属性，该特征强调：第一，担保关系的存在必须依附于某一主债关系之上。没有主债关系，担保关系便没有存在的可能性；第二，担保关系的法律效力完全受制于主债关系的法律效力。主债关系有效，担保关系有效，反之，主债关系无效，担保关系的效力亦荡然无存；第三，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被担保的债权发生转移，则附在主债之上的担保亦随之转移。显然，担保关系的这个特征，完全体现了担保设定的目的和担保人的责任风险范围。
我们在肯定传统担保理论的巨大贡献和实务作用的同时，亦应当看到，在现代经济发展的今天，在国内国际贸易日渐繁荣的现在，债权人渴望获得法律的进一步呵护。因此，独立于主债关系之外的担保合同的理论随之产生，这就是“担保的独立合同”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