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行又曝3000万元票据诈骗案

　　2005年8月2日,浙江省东阳市时代贸易公司财务经理赵民风尘仆仆地从东阳赶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打算将公司2005年3月15日存于建行新兴支行的3000万元存款划出。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建行工作人员相当肯定地告诉他:公司账上只有1793.3元!

　　3000万元大额存款不翼而飞。

　　东阳时代贸易公司遂于2005年8月5日向云浮市中院起诉,请求法院令建行新兴支行立即支付3000万存款本金以及利息。

　　此时,正值建行(939.HK)香港上市前聆讯的重要时期。这桩讼案并未及时披露。两个月后,2005年10月底,建行IPO大获成功,募得逾90亿美元资金。

　　然而,发生在广东省的建行新兴支行、手段不甚高明的“3000万元大额存款失窃案”至今依然不为外界所知。这恰为去、今两年不绝于耳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不彻底”的批评提供注脚。一个典型的议论是:“四大行的引资、股改、上市,只是令那些巍然位于北京的总行外表光鲜,而其上万个分支机构的低效混乱依然如故。因此,推向资本市场的银行,仅比原先多抹了一层黄油。”

　　异地大额存款

　　一家浙江的贸易公司会何费尽周折把自己的大额资金存到广东省一家建行支行呢?这是张守平的功劳。

　　张守平,男,49岁,浙江省东阳市天使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东阳时代贸易公司存于建行新兴支行的3000万元是由他介绍的。2005年3月初,广东省新兴海中珠公司老板吴益涛与张联系,需要他的帮助拉到一笔短期存款,以便海中珠公司做短期贷款之用。此前,吴张二人多有业务往来,可算是老客户。

　　2005年3月15日,张守平找到了东阳时代贸易公司。接着,张陪同赵民前往广东,将东阳时代贸易公司3000万元存款划到建设银行新兴支行的账户上,当时约定存款期为20天。

　　通常,在存款约定到期后,存款人便可将其存款取出,该笔业务就算完成。而中间人张守平在此间可获得4‰的业务费,其中1.5‰支付给东阳贸易公司,张守平可从中净赚2.5‰的业务费(见图)。

　　通过这种方式,贷款人获得了急需的资金,虽然贷款综合成本高于国家法定贷款利率,但相比民间借贷的利率仍要低许多;对存款人来说,也获得了比银行法定存款利率更高的收入,而且也避免了直接借贷的风险;银行则赚取存贷之间的利差,而且由于不是由银行直接向存款人支付费用,也避免了高息揽存的嫌疑;在这个过程中,“中间人”顺利赚取收益。

　　在民间资金活跃的浙江义乌、金华一带,像张守平这样的人非常常见,他们专门帮人拉存款或者找贷款,从中收取“业务费”。他们根据不同地区的存款利差和贷款利差把存款拉到不同的地区,或者进行异地的票据贴现等等交易途径谋取暴利。张守平称,连同上一次的两笔业务,他赚取的中间费就高达270多万元。

　　这些中间人主要活动在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因为监管机构对基层小银行的存贷款比例上限有严格的规定(贷存比例不能超过70%),并且这些银行自身的考核机制相当复杂,导致业绩压力较大,为了多获得存款和贷款,并使存贷款比例符合规定,这些银行在私下会有这种不成文的协议:即公司要取得银行贷款之前,必须为银行找到一个与贷款数目相同的存款。一位四大行的信贷员告诉记者,这种存贷款方式很常见,他们有时也会与 “中间人”打交道。

　　与城商行、信用社不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各分支行不存在业绩压力,因为大行的存贷比例是通过各个分支行加总而最终得到,存贷总额也是由总体规划的。但是四大行的分支行也有扩张规模的需要,毕竟他们需要在地方上取得一些“资源”,因此存款压力也不小。另外,四大行的分支行在经营管理银行业务方面仍比较保守,经营理念仍停留在“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思维模式上,导致了各分支行拼命争取存款。

　　这些都为 “中间人”这种行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空间。从账面上看,他们的存款利息并没有高于央行规定的存款利息的上限(不同于高息揽储),而是通过“业务费”这种额外的优惠条件从中牟利,因此这些收入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法律约束。

　　冒领3000万元的人到底是谁?

　　2005年3月16日,东阳时代贸易公司将3000万元存入建行新兴支行的第二天,一位自称是东阳时代贸易公司员工的张姓女子购买了转账支票,3月18日,她将东阳时代贸易公司的3000万元从建行新兴支行全部划走。

　　但据事后查证,该女子并非东阳时代贸易公司的人。那么,她来自何方?

　　从银行划走公司存款,至少需要四样重要凭证:存款的印鉴卡、法人授权划款委托书、公司年检后人民银行的开户许可证以及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身份证。

　　其中,存款的印鉴卡一个副本应保管在开户银行保险柜里,留银行备用,另外四样均由开户人自己保管。

　　因此,这起3000万元存款失踪案存在两个可能性:一、东阳贸易公司以自己名义将款划出,并不承认,然后向建行追索3000万元存款;二、银行的内部人将存款人资料外泄,内外勾结诈骗存款人的3000万元。

　　广东云浮市公安局发现,此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写明是新兴县海中珠投资有限公司,并发现:将存款人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印鉴卡——外泄的不是别人,而是建行新兴支行专门管信贷部的副行长朱建文和营业部主任刘炳森。

　　银行对于存款人的重要资料一般都锁在相关的保险柜里的。那么朱、刘二人如何将“印鉴卡”复印然后外带出去?银行内控机制何在?

　　朱、刘二人将存款人的“印鉴卡”复印,转交给新兴县创新农业生物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黎添福。黎和刘炳森私交甚密,他曾私下承诺事成之后,给刘炳森10%的该公司股权。

　　本刊发现的相关资料表明,导致这桩建行支行丑闻的作案方法非常简单。印鉴卡作为存款人的重要信息资料,其实只是印有存款人章印,以及公司章印的一张纸而已。犯罪嫌疑人正是利用这些印鉴,伪造相关存款人的相关凭证,通过内外勾结的方式进行诈骗活动。

　　一年多前,在中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金融诈骗案件中,“印鉴”亦是重要环节:原河松街支行负责人高山在客户不知情之下,在开立账户之初,将其预留印鉴调换成高控制的印鉴。具体安排是:银行上门为企业办理开户手续,然后中途把企业预留印鉴偷换。这样,企业账户的支配权一开始就掌握在高山手里,可以任意调度资金。

　　2005年3月18日,正是建行新兴支行的案发日,亦恰好是郭树清正式当任建行党委书记的第二天。

　　两周后,郭树清在位于20层的建行董事长办公室接受一家财经媒体的专访时,对于最近商业银行基层行案件频发的现象表示,案子频发,有体制、管理、内部架构、信贷文化、外部环境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商业银行,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首位,要从严要求、加强管理。

　　他表示，建行在考虑风险管理方面应率先实行垂直管理,每一个部门和岗位都应把风险控制和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因此要加强前、中、后台的相互制约,加强总行对一级分行和二级分行的管理控制。

　　不久后,2005年8月东阳时代贸易公司起讼建行。随后,建行向云浮中院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理由是“东阳时代贸易公司可能与新兴海中珠公司、以及创新农业生物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对存款进行共同票据诈骗”。

　　而此前云浮公安机关经过深入侦查发现,原告东阳时代贸易公司与票据诈骗无关。因此相关法律界人士称,建行申请中止的理由并不充分。

　　再看2005年8月正是建行(939.HK)上市前聆讯的重要时期。8月24日,云浮市法院(2005)云中法民二初字第84-1号民事裁定书中,以“待该刑事案件有结果后再恢复审理”为由裁定“中止诉讼”。

　　2005年10月底,建行成功在香港完成IPO。

　　谁来为损失买单?

　　在2005年10月14日建行的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操作风险管理”有专门的一章内容,共19页,其中关于如何建立严格的贷款制度就整整10页,但却对基层容易出现问题的细节,比如存款人信息的保护,管理人员在具体业务中的权责等等却只字未提。

　　招股说明书提到“本行设立了对本行业务有不良影响的员工违规行为的内部报告制度。在内部报告制度下,有关员工违规行为的统计数据会定期向总行报告。重大事项须在发现事件24 小时内向总行报告。此外,本行要向银监会报告严重员工违规案件。”(见表1)

　　2005年12月,原告再次向云浮市中院申请恢复法庭审理,但收到法院通知书“暂不恢复诉讼”,理由相当含糊:“因有关人员涉嫌票据诈骗,本案与涉嫌票据诈骗有牵连,该案对审理结果有影响”。

　　京都律师事务所杨律师认为: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储户有诈骗存款的事实,本案就不能以先刑事后民事的理由中止审理。

　　此后,原告律师又多次向云浮中院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后者多次含糊其词称:“会迅速办理,但暂不能恢复审理。”原告迟迟无法得到赔偿。

　　另一方面,对这起票据诈骗案,云浮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大队阎队长表示:“案件已经在1月19日移交给检察院,有关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但是案件尚未办结,具体内容不便向外界透露。”

　　而云浮市检察院专门负责票据案件起诉工作的官员称:“整个案件正在审查过程中,检察院尚未向云浮中院递交起诉书。”

　　对于赔偿,《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对其分支机构实行全行统一核算,统一调度资金,分级管理的财务制度。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也就是说,如果建行新兴分行如果无法赔偿这3000万元存款,那么就应当由建设银行总行来负责赔偿。

　　中间人张守平8月23日已经被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拘留并取保候审,其所获收入共276万元。因这宗贷款涉及到诈骗案,全部由东阳市公安局扣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