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分红无权说话 民资参股城商行现双重尴尬

　　民营资本和城商行的互相吸引正迎来第二轮高潮。据统计，在所有参与改革的城商行中，50％以上的银行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民营资本，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 

　　对城商行来说，首当其冲的是资本充足率。有关专家估计，城市商业银行要达到监管层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补足各项准备，缺口高达1500亿元。由于城商行既不能像四大国有银行那样得到财政或外汇注资，又很难像一些股份制银行那样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能帮城商行弥补这巨大缺口的，只剩下外资和民营资本了。此外实现银行股权多元化，改善银行治理结构，也是监管层鼓励民营资本参股银行的重要原因。 

　　但是，和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引发“威胁论”和“贱卖论”相似，民营资本参股城商行同样面临双重尴尬。 

　　关联贷款防不胜防 

　　虽然在2004年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但是目前监管机构对民营股东各种复杂隐蔽、花样翻新的关联交易手法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除去给股东及关联企业贷款外，银行股东有多种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方法，这在获得银行控制权后几乎是轻而易举的。比如，利用承兑汇票融资、通过关联公司或实际拥有控制权的公司利用银行担保从别家金融机构融资等。 

　　常常面临融资难题的民营企业参股城商行，自然希望获得融资便利。 

　　宁波市商业银行2004年报显示，该行对其股东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宁波三星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授信余额占资本净额的比率都超过了10％，对全部关联方的授信余额也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50％。 

　　更著名的是德隆系的例子。很多人认为，以德隆为代表的第一轮“城商行民营化”是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关联贷款造成的巨大黑洞。 

　　2001年和2002年，国内城市商业银行遭遇经营危机，地方政府迫切希望通过股权多元化方式引入体外资金充实资本金，城商行开始第一次“民营化”进程。 

　　2002年11月，“德隆系”公司火炬汽配出资2000万参股株洲市商业银行，占增扩后总股本的11.73％。然而，截至2002年9月增资扩股前，株洲市商业银行净资产为负，累计亏损已达2.5亿元。 

　　2003年3月，德隆出资4000万元拿到南昌市商业银行12.12％的股份，成为第三大股东。此时这家银行刚刚摆脱支付困难的窘境。 

　　德隆所选择的城市商业银行资质状况不容乐观，作这样的投入对德隆意义何在？德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曾解释说这是“为了做产业”。后来的事实是，德隆将这些城商行变成了自己的“资金调度中心”，通过关联公司之名套取贷款，甚至一家城商行向德隆的贷款就达40亿元之巨。 

　　关联贷款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重视。2004年11月，全国部分城市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座谈会在宁波召开，银监会对民营资本主导城商行改革的态度发生变化:对风险较高的城商行，继续保持政府的相对控股地位；对于资产质量较好的城市商业银行，政府逐渐淡出。 

　　政府“金股”说了算　　

　只拿分红不得说话，是民营资本入股城商行面临的另一种尴尬。 

　　贵阳市商业银行虽然在2001年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有近10％的股份，但董事会6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 

　　从2002年到2004年4月，作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在董事会中没有一兵一卒，董事会多数成员都与当地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先后两次增资扩股后，地方财政的股份已被稀释到2.5％，但董事会的实际控制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始终握在地方政府手中。直到2004年5月，济南市商业银行董事会改选，力诺集团、道勤理财等股东派出的董事才出现在第三届银行董事会的名单上。 

　　对地方政府来说，保留一家属于自己的银行是极为重要的事情。面对民营资本参股城商行的热潮，一些地方政府的想法是，既引进战略投资者带来资金，又不放弃对银行的控制。 

　　结果是，民营资本虽然拥有了更多的股权，却无法进入董事会，无法“对抗”地方政府的“金股”，让很多有意进入金融业的民营企业掂量参股到底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