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先从农村开始，是国家选择重新结盟，寻找改革成本最小化的结果。传统体制下存在社会成员的等级制，城市居民是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工人和国家官员、干部。1978年改革先从农村入手，是因为甩包袱的成本最小（因为农民本来从计划体制中获得的利益就不多）。同时，国家向地方政府放权，以获得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这是寻求义理性增加的最大化的结果。农村改革的一个意外收获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既减轻了国家负责就业的潜在负担，又创造了积极的新增长源泉。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利益密切相关，进一步促进了新兴部门的繁荣，推动了向市场经济过渡。
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国家有义务保证公民的就业权利（至少是国有企业工人的就业权利），因此充分就业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义理性最大化追求的第一个目标。这个充分就业目标是靠用行政命令，压低并限制工资水平来实现的。但做为对此的补偿，国家会给予工人较高的福利待遇。同时，由于计划体制国家在建国时基本上都是落后国家，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它们不惜选择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追求较高的增长率。为此，微观经营单位必须严格置于国家控制之下，生产的目标是为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追求这两种目标的必然结果就是计划体制的确立。就其运作方式来看，计划体制的实质是财政主导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