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义理性影响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某种隐含的“社会契约”，即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利。比如Granick（1987）提出，在苏联型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函数中，工作权利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已经指出，人口过多可能会成为中国的一个大问题。他强调了两个方面：其一，人口过多会影响经济增长；其二，人口过多会增加对福利以及就业需求的压力（马寅初，1979）。给我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陈云同志的有关论著。
在公共财政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财政压力和国家义理性这一重大问题的讨论。马斯格雷夫仅把财政成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即市场经济对应（马斯格雷夫1969）。Wildavsky（1964）和Niskanen（1971）讨论了政治过程中国家预算的形成及管理，但他们的侧重点都放在了对官僚行为方式的考察上。Brennan和Buchanan（1980）强调课税的权力要在立宪层次上讨论，但他们始终站在选民的角度分析。O’Connor（1973）声称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剖析财政危机对国家义理性的影响。他的观点在经济学之外（主要是政治学界）才引起较大的反响。历史学家，或是经济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则常常对财政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保罗·肯尼迪（1988）在谈到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时着重谈到由战争引起的财政压力迫使国王们改弦易辙，图谋改革。Tilly（1975）等人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更为全面和有说服力。金德尔伯格（1985）和诺斯（1981）都谈到了面对财政压力，英、法等国的不同改革措施对其后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8）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财政和国家义理性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