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情况是，民间、边缘文化的客体化过程。作为旅游产品开发项目的民俗文化旅游，权力政治与资本将其定位于一种消费性的文化符号，被纳入到旅游项目中的民俗文化始终都是以被观看、被消费的客体的形象出现，这种自我客体化的形象却怀抱着宏大的空间想像，它以全球化时代的空间逻辑为想像依据，将中国大陆以外的“洋”游客以及内地经济发达地区的游客作为自己的消费对象，也就是他们成为自己的仪式表演、奇风异俗的消费和观看主体。一旦确定了如此的主客体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的旅游形式暗含着一种19世纪以来人类学意义的文化政治意味。为现代性话语所塑造的人们认为，各种奇风异俗与他们熟悉的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明落差，他们总是难免以一种高位文明享有者的姿态看待“奇风异俗”。正因为这一缘故，路易莎·沙因（LuoisaSchein）认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旅游文化中少数民族少女的歌舞表演，与国内外对少数民族文化无休止的消费欲望有关，她将这种趋势称之为“内部东方主义”的兴起。她采用“内部东方主义”的说法来描述中国内部民族之间造就形象和文化/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主导表述的“东方主义”代理人变成了从事国内他者化的中国上层人士。她发现，文革后中国少数民族的他者形象，大多由女性代表，将女性表现为带有落后乡村特色却又青春盎然的融合体，并加以非汉族文化色彩的做法，成为屡见不鲜体现民族他者特点的一部分。1980年代以来的少数民族妇女的形象似乎是城市精英文化的对照，两者之间的差别既表明对现代性的渴望又体现了这种“进步”经常引起的怀旧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