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面对日益发达的民俗文化旅游，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以民俗文化为代表的一系列被现代性话语命名为迷信、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情境中，权利政治与资本已经平等地承认这些边缘话语，我们毋宁认为，权利政治、资本与地方性文化的互动所产生的民俗文化旅游的兴盛，既是“本土化的现代性”（inigenizedmodernity）的一个表现，也是文化政治之暴力的一种表述。我们在承认现代性服务于本土文化的重振过程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这种重振过程实际上也在继续着现代性话语对于民间、边缘文化的霸权性质。
具体而言，这种霸权性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表征。一种是对民间、边缘文化的功利利用，完全服务于权利政治与资本的利益。民俗文化旅游的开发，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存在着真实性开发与扭曲性开发之间的矛盾。博物馆形式的开发实际上抽离了民俗文化原有的生存空间，成为一种置换了生存场域的文化商品符号，抽象地、机械地而非生态地展示民俗文化的真实面貌，作为消费时代的文化符号，承载了太多的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利益诉求，因而失去了民俗文化的生活真实。权力政治与资本将民间、边缘的文化建构成为只有历史参考价值的文化工艺品，抹杀了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仍然生活在地方性的文化状态之中，他们的仪式、服饰以及饮食等不同于其他族群或阶层的习惯正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更具有当下的意义。如此，民间的、边缘的文化则被现代性话语想像为与历史、过去相联系的“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也被凝固为一种想像的过去式，与当下无关。而所谓原生自然式的开发方式，则使原住地居民承受巨大的文化震撼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干扰、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生活秩序与民俗文化的自然状态，原住地居民对外来文化的盲目仿效与追随势必淡化原有的民俗文化的特点与韵味，在某种意义上，原生自然式的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是一种自杀式的开发方式。旅游开发者也已经熟悉到，这种现象目前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业已出现，一些民俗旅游村落除了歌舞表演外，日常生活已面目全非，与外界趋同，旅游者求异求知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旅游点的市场吸引力日趋下降。从可持续性角度出发，我们应该首先从清除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的一种破坏性的自我认同开始，这就是现代性话语所强加的、已经内化为这些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认同的形象，民间、边缘文化持有者的自我贬损是现代性话语对于边缘、民间话语进行压迫的最有效手段。应该使这些文化的持有者熟悉到，文化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都应该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