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问题上，人们用来论证孔子保守的主要证据，是说他反对鲁国用田赋。其实对这件事，孔子当时并未公然反对，更没有阻拦。季康子欲以田赋，主动来向孔子请教。可是问了三次，孔子都没有发表意见。可见他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见来影响某一项具体经济改革的实施与否。他只是事后私下对弟子冉有谈了自己的个人看法。而他之所以不赞同田赋，其专心并非针对某一种经济措施，而是出于“施取其厚，事取其中，敛取其薄”的爱民思想(见《左传》哀公十一年)，反对加重民众的负担。其出发点是一种超出了经济目的的文化理想的考虑。
要而言之，孔子基本上属于一个文化人，而非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他所关心的重心并不是要阻挠(当然也不是促进)某项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变革，他关切的是他所理解到的深层文化精神(其核心是仁爱)的存亡断续问题。他用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标准，是在于文化本位的仁道精神，而不是我们后人所说的政治或经济上的进步或倒退，革新或保守之类。在孔子看来，文化生存的问题实大于且高于政治、经济层面的问题。孔子虽然也曾一度从政，但从政在他看来只是实现其文化理想的手段而已。作为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杰作的“夹谷之会”，其文化意义也远远大于政治意义，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主要还是维护了华夏文化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