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郭沫若和周扬於1958年根据各地采编的民歌所汇集的《红旗歌谣》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群众文艺处於官方鼓动的巅峰状态时的基本面貌。1958年4 月1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提出，收集民歌一方面「对於诗歌工作者们作为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养料」，「与群众相结合，拜群众为老师」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使「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和「促进生产力」的伟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
◎劳动阶级的文化表达及其「现代」意义
从《人民日报》社论的第一点可以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民歌运动似乎是反右运动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延续。只不过这一次采取的不是消灭或压制，而是引导的方式，促使知识分子不再采取任何面对现实的批判姿态，而是融汇到由党的路线所规划的劳动生活中去。而歌谣，这种从劳动号子衍化出来的口头传诵的文化形式（而不是文学形式，文本显然不是歌谣的本质），正是使知识分子不致过於离经叛道的少数表现方式之一（谅他们也不敢编顺口溜来反党反社会主义）。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对於群众文艺的倡导并非源於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五四时期对於白话文的推崇，比如胡适提出的「不避俗语俗字」，虽然仍然停留在文人文学的范围内，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中通俗性和大众性的价值。诸如「民间文学」或「民间文艺」、「俗文学」或「通俗文学」等等概念，尽管内涵与侧重由於概念使用者观念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所指却大致上区别不大。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的一开始就声称，「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①，一句话，是与「正统」的文学相对的文学。郑振铎尽管没有把俗文学神圣化，但通过对於它的「边缘性」或「被排斥性」的肯定性评价（他认为俗文学「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基本上使得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对立对应於平民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抗衡，而不是异端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