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计划经济下回避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和忽视了地方、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加上内地广大传统的农牧区和少数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使其客观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从宏观投资效益看，1953-1978年，内地基建投资占沿海与内地总和的60％，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沿海地区基建投资占4n％，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页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计算。），内地基建投资效益不及沿海地区的2/3。这导致了对内地的投资倾斜不仅其自身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作用，促进东西联动与合作。这种“损东补西”缺乏东西联动与合作的长期西部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显然，改革开放前3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上，问题主要不在于战略重点西进，而是在于忽视了东西互动。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总结了“一五”时期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注：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心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的新思路，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当前需要的是沿海地带和内地的配合”，“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沿海各省的有利条件，继续适当地发展那里的工业，以帮助内地工业的发展，加速全国的工业化”（注：中共中心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心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虽然这种新思路后来并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把“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关系提了出来，注重到了东西部互动的重要性，这对推动现代化的发展有着宝贵的价值。
